专访｜武汉“封城”时期社区研究：什么样的社区更能抵御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加速上升态势，国内个别地区仍有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焦疫情，仍不可放松。
回溯武汉“封城”时期，社区是医院之外另一抗疫中心。“封城”的70多天里，社区居委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志愿者团体对社区有何影响？邻里关系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近日，一份由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R）成员缪佳参与的研究报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武汉“封城”一个月后，缪佳与团队从社会学角度开展了一项调查：自2月下旬至3月初，团队收集了“封城”期间生活在武汉的1302个社区中4234位居民的信息并加以分析。抽样时，考虑了样本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
本次研究发现，面对疫情，武汉社区中的居委会成员、居民志愿者以及邻里之间的支持与信任，即“社会凝聚力”，对于疏导、缓解新冠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成为大家共同面对精神和生活挑战、共渡难关的关键力量。近期，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疫情特别专刊。
.研究成果近期发表于《中国社会学评论》的疫情特别专刊。 电子版专刊截图
12月1日，缪佳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社区架构十分独特。我们认为，遇到大灾时，一个团结的、有凝聚力的社区是保护居民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机制。可以确信的是，加强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即研究中强调的社会凝聚力——可以增强社区抵御危机的能力，使居民在危机面前团结一致。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创造更多增进居民间交流和信任、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
“社区里的交情很重要。”7月，针对“经历新冠肺炎这一全球化灾难带来的改变”的话题中，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也在一档节目中提到，懂得互相关心、帮忙，分忧、分享，是大家在这次疫情后应该学到的教训。在一个地区封闭之后，需要回到社区，重建社区精神。
距武汉“封城”已过去近10个月，该研究团队也在策划后期的追踪调查，包括对武汉社区居民的人际信任、社会信任、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对未来的预期等，后续成果也将陆续公布。缪佳说，“我相信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新冠肺炎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以此为鉴并从中汲取经验，可以为应对下一场挑战做好准备。”
研究论文中表达新冠病毒与精神困扰的连接路径的制图。 受访者供图
【对话】
澎湃新闻：当时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展了这项研究？
缪佳：听闻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报道时，我和同事们正好就在武汉，准备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合作。我们谁都没想到事态会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中部城市便全面封锁。当时，面对世界各国对武汉封城举措的种种质疑，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们觉得有义务深入研究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记录这座城市如何度过这场大危机。
通常，一旦与外部世界的物理联系断开，大家就需要依靠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社区中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源与社交互动，而这对公共服务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一项著名的研究案例对“1995年芝加哥热浪”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其中就提出社区里良好的邻里关系、公共政策、社会凝聚力，都是保护民众挺过灾害的宝贵资源。我们认为，在中国，重大公共健康危机中的社区机制很可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区架构十分独特，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动员和管理机制，就是社区居委会，这是社会治理的末梢和政府联系居民的平台。而且我国对于社区资源的分配也不同于国外，这种分配并不以社区居民的纳税能力为基础，因而并不会出现老旧社区连基本公共服务都匮乏的情况。由此，在中国语境下，研究疫情之下的武汉社区内部的运作方式及其对居民的影响，在学术上对经典的社区研究也有贡献。
澎湃新闻：在武汉的抗疫举措中，社区系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缪佳：在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社区管理形态，城市社区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社区通常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网格单位，由网格员负责，政府政策在基层更容易实施，精细化管理程度更高。
首先，不得不说，疫情期间，社区系统，包括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志愿者组织，这个复杂、完整且细致入微的组织网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占主导性的居委会在抗击疫情时显示出非常正向、不可替代的作用。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天记录居民的健康状况、实施楼道消杀、挨家挨户送菜送药、帮忙倒垃圾、照顾孤寡老人、处理所有紧急事务。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居委会提供完善的服务时，居民的抑郁指数明显降低。
第二，社区里社会组织的力量也很重要，例如志愿者团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以及志愿者的行动都需要一个前期积累的基础。如果一个社区前期居民之间的互动较多，更有可能形成志愿者组织。相反，平时社区内大家见面了都不打招呼，成天在业委会吵架，遇到疫情则希望有人站出来帮忙，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发现，在社区遭遇外界突发而强烈的冲击时，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联系紧密，就能织成一张“安全网”，有效缓解冲击。因此，从更广义的角度，平时社区应更加注重为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遇到重大灾难性事件时，如果社区中居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顺畅、合作有序，就可以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即社区能经受打击并从打击中恢复的能力。在研究中，我们把所有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团队、居民之间纽带、政府和个体之间的联结等互助网络看作是社区里的“软件”基础设施。如果一个社区前期的“软件”基础好，则“抗逆能力”很容易在遇到困难时被激发，就像激活了社区的免疫系统，打击过后社区反而会更加活跃和健康。比如，很多居民和社区工作者都跟我们反映，以前只是点头之交或不怎么说话的邻里，经过疫情期间的交流和互助，现在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这也说明，如果社区治理能力良好，我们是可以将疫情的挑战转“危”为“机”的。
澎湃新闻：除了前期10天左右的筹备，这项调查正式密集采集样本只花了大约两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反映武汉当时的情况？
缪佳：这项社会调查截取的是较为典型的“横截面数据”，因为我们观察到，武汉封城期间，尤其到了中期后，社会心态变化非常快。刚开始封城时，由于事发突然，前期的应急响应、物资调配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封城充满了不确定性，当时网络上一片责难声，很多人出现了焦虑、悲观、恐慌，甚至愤怒的情绪，社区工作者也都在摸索阶段，既忙碌又被动。然而，就在封城的三四周之后，政府防疫的系统性措施陆续实施，有效的基层防线也逐渐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心态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的生活开始渐渐平复，抱怨减少了，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在奉献，积极的声音开始变多。所以我们就想在封城中期尽快收集好信息，截取社会的一个时间切片来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对于我们理解整个抗疫的过程，以及思考将来如何再次应对都很有启发。
在很多人的眼中，大家会觉得当时政府做得还是不够好，但至少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基本面上我们认为还是做得很好的，当然不排除有不足。在我们的大量访谈中没有见到太多抱怨的人，初始阶段的负面情绪可以理解，不过大灾当前，随着事态的发展，社会心态也在学习、反思中变化，这可能是我们最初设计问卷时没有想到的。
澎湃新闻：调查中，研究团队观察到的各社区服务工作之间的差异有哪些？
缪佳：武汉社区种类很多，疫情期间，社区的具体工作内容有个详细的列表，但在执行时每个社区差异还是很大的。其中，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前期的基础工作，我们观察到，一是前期基础工作较好的小区，居民更容易理解和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居委会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比如，有居民在业主微信群里说，孩子想画画，家里没纸了，谁家有打印纸可以分享？很快，社区网格员就回复说，我这里有，你要几张，刚好等会要去送菜给你带过来。这个工作其实已经超纲了，但工作人员本身具有积极主动性。同样，也经常会看到这个社区的居民站出来力挺社区工作人员。这种互动和服务就比较全面细致。
二是在平时的管理和服务中，居委会就应该摸清社区的“家底”，否则真到疫情来了，从头收集信息是来不及的。连基础信息都不掌握的话，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争取居民配合和动员社区资源都是很困难的。
三是社区的抗逆能力和抗疫表现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能力、态度和工作热情都有强关联性。基层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社区的工作人员总体偏年轻化，大部分来自公开公正的社会招聘，这样的团队遇到突发情况时反应比较快速。而那些工作人员结构比较老化，且存在通过不是特别透明的途径招聘进去的人员，动员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我也听说有的社区什么都不做，就在门口放个测温仪，拦着不让外人进出的。
此外，社区工作人员的差异还和社区之上的街道、行政区层面的领导如何参与防疫工作有关。我接触到的好几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表示，他们的领导也站在最前线，因为领导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大家工作就很有积极性，这是超越社区之外的力量。要让社区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更宏观、更上层的支持。
澎湃新闻：在这项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和故事？
缪佳：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居委会开始人手不够，于是许多居民自告奋勇担任志愿者，帮助左邻右舍。其中，一位外卖配送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封城后因为回不去老家，他就索性一直留在武汉工作。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给医院送餐的订单，还收到附加的100元额外打赏——医院周围是武汉感染风险最高的地带，当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外卖员发现，下单的女士其实并不认识医院里的任何人，只是看完新闻后深受触动，决定为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做点什么。这位女士后来一直时不时地为医院下单，并额外打赏骑手。一天，她给了这位骑手三个N95口罩作为配送“小费”。骑手十分惊喜也充满感激，因为当时N95口罩非常稀缺。而女士告诉骑手，这些口罩是一位医生为感谢她订餐而送她的礼物。这位在抗疫前线工作的医生自己两天才换一次口罩，但还是尽力省下口罩送给她，而热心女士觉得骑手比自己更需要它们。这三个人，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但是危机面前，大家都在为他人着想。这位骑手深受感动，为了将善意继续传递，他决定加入志愿者团队。
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和这位外卖骑手一样，起初犹豫不定，但随后纷纷被网上的新闻和故事激励，被左邻右舍和素不相识之人的慷慨相助打动，坚定地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即便多数人都居家隔离无法外出，他们依然通过微信给予彼此精神支持，协调各项事务。他们的付出与努力温暖了别人，也鼓励了自己。我记得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们，“还好做了志愿者，不然这70多天憋在家里，我可能都要抑郁了”。志愿者工作给予他们的归属感，彼此间的联结、信任与善意，对于缓解焦虑、增强信心十分有效。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来自一位下沉干部。一开始他对于下沉到社区去做一线的工作是不理解的，一方面年纪比较大也害怕被感染，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有一定级别，对去做服务工作比较抗拒，所以下沉的日期一直往后推。不过慢慢地，他看到周围人在朋友圈里分享在一线的故事和感受，他觉得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好像不参与就被排除在这个事业外面了。当他下到社区，真正跟一线人员站在一起做事的时候，他越做越愿意奉献。他在访谈里说，其实自己是一个觉悟不太高的人，能参与这次抗疫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转变后，他也还见过其他下沉干部刚到社区时有怨气、态度敷衍，但是他说很理解，因为自己之前也是这样的，总要给他们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反映出了当时一些体制内干部的心态，这场大难过后让他以这样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态度的转变，对于我来说印象也蛮深刻的。
还有很多点滴的故事。可以说，这个项目是我目前职业生涯中，学术和精神上收获最大的研究之一。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很辛苦，不仅要加班还要应对令人压抑的疫情的消息，但我碰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帮忙。社区工作者们在繁重的工作中还挤出时间为我们提供帮助，他们每天睡不到6小时，还愿意花几个小时跟我分享社区的故事及他们的感动和困惑；许多调查员主动要求把他们的酬劳捐赠给需要帮助和为武汉付出过的人，大家的奉献和团结精神令我十分感动。
澎湃新闻：防疫常态化后，对于社区平时的工作，有哪些增强“抗逆能力”的建议？
缪佳：从整个研究的发现来说，确实有一些事是我们在平时就可以并且应该做起来的。第一，我们需要建立社区基础资料库，并对前期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社区治理和服务是建立在对社区基础信息的细致了解基础之上的。在疫情期间，大部分社区已经摸清了辖区的基本资料，也搭到了社区的“脉”。每个社区特点不同，有的社区老年人多，有的社区年轻白领多，有的则是流动人口多，大家需要什么、关心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怎么和不同群体打交道、哪些是可以动员的资源，这些经验都需要总结，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危机挑战。
第二，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需要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和共享。我们要想办法激发居民的自治热情和能力，鼓励大家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让个人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被实现，在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搭建邻里之间的纽带，激发居民对于社区的关心和责任感，增强主人翁的感受。据我所知，一些居委会已经在尝试了，它们从一些小的活动开始，例如：在社区微景观改造的过程中邀请居民参与决策。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让居民有了参与感，还减少了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探索更多的路径来促进多元、广泛的社区社会参与。
第三，在社区层面，我们还可以通过改造物理环境，促进居民间的交流互动。比如，可以开拓社区的公共绿地空间、活动中心、休闲娱乐设施，让人们愿意走出家门，在社区里停留，和邻居说说话。有些邻里交流可能不是很深入，但能够有效地促进相互了解和社会信任。这些丝丝缕缕的联系经过长期积累，就能织成一张社区的安全网，危机来临时，社区自然也扛得住。